这是一篇具有古典情怀岁月回眸的拙著，也是历史回音壁上尘封许久绝响的浅谈。企求能够揭示定窑的真实信息，有利于收藏、回护与传承。另外希望能够纠正历史典籍的一些讹误。要做到以上两点的话，首先得把古典文献、考古资料、现存实物、陶瓷工艺、理化反应等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和论证，做到多学科交叉的综合集成。尽量避免旁征侧引时断章取义，利用文献的只言片语妄加推断，随心臆测，努力做到引证有据、立论符合逻辑，这些必须遵循的本则。

 

 

有关定窑的问题文献泛指在河北定县。但确切窑址具体所在地谁也说不清，直到上世纪20年代的叶麟趾先生才作过一次处女调查。叶先生本籍福建漳州，寄居台湾，是位制瓷专家，尤以雕塑人物见长，并曾写过《古今中外陶瓷汇编》。日本出版《清朝时代台湾文化》一书中称他是独一无二的雕塑艺术家，它对定窑做调查时留下一段很有价值的报告：“定州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其地域较为广大，即保定、正定、平定等处，亦皆包括在内，故凡由此等地方所出窑器均称为定窑云。……偶于当地之剪子村(即涧磁村)发现古窑遗迹，并拾得白磁破片，绝类定窑，据土人云昔之定窑即在此处。……或谓定窑废于元末”。这是叶麟趾先生对定窑破天荒的调查中弄清定窑的确切窑址，功不可没。后来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又曾作过一次调查，他说：“曲阳县定窑——县北约二十五公里是灵山镇，以镇为中心东北五公里去涧磁村，东去四公里是东西燕山村，两处白瓷及窑具很多。这就是宋代名窑古定窑的所在地。除白釉标准的定瓷外，有黑釉片不少；就是所谓黑定，紫红色的地面发现绝少，也就是所谓红定，还有一种绿釉龙纹碎片，除宋代外，唐代器型亦有相当数量。”(摘自1953年第九期《文物参考资料》)按《中国陶瓷史》载“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对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互相关系。……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有红瓷标本。”在窑址中发现唐代风格饼底白釉碗，证明它创烧于唐代，而在五代时期窑事很盛。《曲阳县志》载有立于显德四年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立碑人中有“囗囗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的姓名及职务，这说明五代时瓷窑的盛烧情况，否则政府焉能派出专职驻窑督办税务？

 

 

定窑的创烧是受到邻近的邢窑影响，李肇的《国史补》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皆用之。”由于邢窑器畅销天下，故定窑在仿烧的基础上，进行增加品种，创新工艺，到了宋初即取邢而代之，天下只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因而到了宋代多数窑场又在仿烧定窑白瓷了。如山西的阳城窑、浑源窑、盂县窑、介休窑等。南方以景德镇窑为中心，包括浙江、江苏等地，形成一个庞大的定窑系。所以说宋代定窑享誉全国。及至到了金代，仍盛烧不衰，可惜由于金末强大蒙古军队地入侵时，北方战事不断，定窑烧瓷受到很大的影响，逐渐势微了。由于历史沧桑，时空的变幻，战事频仍，定窑的工匠们流离失所，好好的一座名窑逐渐废圮了，而今伴随着一块政府回护古窑址的碑石静静地躺卧在灵山脚下，想当年窑火通红，人声鼎沸，何等荣华。而今是枯木寒鸦，夕阳残照，令人感喟，真所谓“此日荒烟萦蔓草，当年窑火满天红。”它为朝廷烧过贡瓷，也为百姓烧过日用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据《宋会要》记载：“磁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磁器及漆器以给用”。这是在宋代历史上首次有定窑这个名词在正史中的出现，它确实无误地记录着为北宋朝廷烧制过贡瓷以给用的文献。但在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中却说：“本朝以定窑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再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窑，以定窑器有芒也。”这与《宋会要》的记载颇相矛盾。《负暄》《老学庵》中前者说“本朝以定窑白瓷有芒不堪用”，后者说“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谁出了差错?我们先来谈《宋会要》这部宏大的著作，它是北宋朝廷秘书省所设置的“会要所”专司编纂国家的大政方针，诸凡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天文历数、农田水利、工商税务等等宋代的大百科全书，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巨著。元代所修的《宋史》，明代所修的《永乐大典》无不取材于这部巨著。它所记录宋太宗的诏书敢于出差错吗?那么差误正在《负暄》《老学庵》身上了，顾是年老负暄之人对宫廷事务记忆模糊所致。而陆游虽说是位爱国诗人，但他常年在范成大军中参谋军事，于戎马倥偬之际写笔记时对北宋宫廷用瓷器这种细微末节也未多加考量。故而后之研究定窑器者当以《宋会要》为依据。及至到了金代定窑仍然盛烧不衰，在这方面文献有记载，也有金代的纪年传世品收藏。如金代人刘祁的《归潜志》中就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记载，刘祁是金末的太学生，《归漕志》是在蒙古人攻陷金代都城时避居于乡间所著，故名之曰“归潜”，他生于金代，故而他曾亲见到定窑烧制天下白的瓷瓯，这完全是可信的，再如流失到英国大英博物馆及大维德基金会的定窑碗盘带有“大定”(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泰和”(金章宗完颜景的年号)，这都有力证明定窑在金代烧制的典型实物。可惜这座古窑毁于元末的战火之中。

 

 

        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东坡全集》(试院煎茶)诗中有“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的俳句。按苏轼生于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当时定窑正处于享誉全国的巅峰时刻，故而试院中所用的是定窑瓷器，这是顺理成章之事，而潞公沏茶时学四川方式置于火炉上煎熬一下，而使茶色更浓一些。苏轼是四川眉州人，当然清楚川人的沏茶的习俗。而诗中的“定州花瓷”也完全符合史实，凡定窑瓷器绝大多数带有印花、刻花、划花的纹饰，素面的极少，但诗中的“琢红玉”这个形容词那就值得推敲了，其一“红玉”这个词很少出现在古文献中，据《古玉辨》载，“色似丹砂者曰琼，色紫而凝血者曰    ”。再如《礼记·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又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有“其石赤玉玫瑰”。在一些典章文献之中，凡出现玉质红者，都称为赤玉、赤璋、琼、    之类的名词，苏轼是位才华横溢，下笔千言的文豪，其文称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文坛巨匠，又是一位精通书法绘画的艺术大师，难道在他的著作中会出现违反古文化语法的传统而用“红玉”这个名词吗，这是匪夷所思的。

 

 

铜红釉应创烧于元代，《明清瓷器鉴定》有一段记载：“永乐鲜红釉最负盛名，声誉远在元明诸多红釉之上，红釉在元代已有烧造。”(钧窑氧化铜窑变的海棠红不属真正意义上的铜红釉)

        而我国历史上铁红釉的创烧则始明代，由于宣德铜红釉的配方和传统烧制工艺失传后，景德镇御窑厂才采用铁红釉取代铜红釉，这方面文献有记载“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宋代从哪来的定窑红釉器?其三从叶麟趾的处女调查开始其后陈万里做过调查，故宫博物院及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作过多次调查发掘，从未发现红瓷杯本，足资说明宋代定窑无红釉瓷器生产，当然也无宋代定窑红釉瓷器传世了。然则南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中记载有：“玉牒防御使仲辑，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件，相似于比定州红瓷更亮者”，又有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中说仁宗于张贵妃宫中见到定窑红瓷器。元蒋祈于《陶记》中说道饶窑品质如玉者能争妍于真定红瓷。这些记载极有可能指的是定窑酱色釉偏深的色差而言，因为在宋元时期没有切尔西滤色镜的发明，凭肉眼分辨颜色出现差误，不足为奇。故而从宋元以来历明、清、民国至今的各类瓷书包括“专著”“笔记”“稗史”“杂抄”中所引用的“定州红瓷”都来源于苏轼的“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之讹而以讹传讹。大家都认为以苏学士之才，绝不能无所据而云然。故而辗转抄袭，有的加以引申。直到明代万历时的高濂发现了问题；故而在他的《遵生八笺》的“燕闲清赏笺”中有记载定窑者乃北宋定州造也，其色白，间有紫，有黑，然俱白骨，有如泪痕者为最，苏长公诗云“定州花瓷琢如玉”。这就为后人解开了千古之谜，苏诗中“琢红玉”的“红”乃“如”字讹。这是当时的传抄者或是校对者的责任。故千百年来贻误至今。古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信有征矣。高濂虽纠正了苏诗中的一字之讹，但未从逻辑和修辞方面详加说明，而是低调处理，这说明古代文人的“谦谦君子”之风。再有唐宋时用白玉雕琢杯盏成风；如李白《赠钱征君少阳》诗中“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在传世品中也可得到证明，如故宫所藏唐宋白玉杯多件，尤以白玉人物船形杯最精制。而苏轼时代正是定窑白瓷鼎盛时代，定釉中的镁能够减弱釉中杂质的显色，故而能增加釉面的白度，而镁是从滑石中引入的，滑石即产于当地，据《曲阳县志》卷十一“县境三面皆山，土石相间不能种禾麦……龙泉镇则宜磁器，亦有出滑石者。”而滑石在釉中所形成的细微颗粒的悬浮体所呈现的乳白光，接近玉的光泽，从这一点认知的话，那么苏诗中“定州花瓷琢如玉”就完全属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理性用词的反映了。如前人陈贞慧《秋园杂佩》中：“窑器前朝如官、哥、定等窑，最有名，今不可得矣，余家藏白定百折杯，诚茶具之最韵。”古人咏茶诗中的“素杯传静夜，芳气满闲轩”。这都是古人喜用白瓷杯的例证，由于高濂的一字之正，找回了历史的真实，而让苏诗中本为写白定而误为红定的错案得以“昭雪”。此即所谓“然犀一字苏学士，拨正千年定器红。”这不也正好说明对文物的研究纠正了《东坡全集》这部历史文献在传抄时出现小小的失误吗？从而订正了由南宋以后历史典籍中有关出现“定窑红瓷”的讹误。

 

 

        据历代瓷书记载定窑的泪痕是最具有时代特征。诸如《新增格古要论》“古定窑俱出北直隶定州，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真”，《博物要览》“定窑其色白，间有紫色黑色者，然俱白骨加油水，有泪痕者为最”，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以白色滋润为正，白骨而加以油水，有如泪痕者佳。”凡是瓷书中谈论定窑时无不以泪痕为真，为最，为佳。从而不管是白定、紫定、黑定都以有无泪痕为鉴定的唯一要素。然则定窑泪痕是如何形成，又如何成为鉴定定窑的唯一要素和特征呢?又为何我国南北烧白瓷的窑口都无法仿烧出这种效果呢?笔者作一些肤浅的论述：根据有关定窑胎釉的化学组成的测试数据表明它是一种铝、钛的含量较高，而硅钾钠含量都较低，而以镁和钙为熔剂，烧成的弱碱性釉。因为这种弱碱性釉高温流动性较大，故而烧成时釉层较薄，宋代的定窑釉层经测试，最薄处仅有0．05毫米，由于氧化镁是从滑石中引入，而滑石是含镁的硅酸盐矿物，是一种强熔剂，它在降低釉的高温粘度中起决定作用的金属氧化物。在陶瓷工艺上需减弱釉的高温粘度时，常用煅烧滑石粉加入釉中助熔。定窑用镁来作熔剂这种高温流动性大的釉，在冷却过程快的条件下，使正在流淌中的釉遇冷逐渐滞流而形成了泪痕，这一特点紫定、黑定都无例外。但有些专家认为是釉层厚流淌现象，而经科学测试定釉很薄，我们学陶人都知道古瓷的厚釉莫过于均瓷与建盏，它的流釉所造成的近底足的釉珠，大的有近一厘米直径，而流淌时所经过的釉面依然平滑如镜，绝无如定窑的泪痕现象。这是由于我国传统制瓷工艺史上都采用长石为制瓷熔剂不同于定窑以滑石为熔剂的缘故。   

 

定窑款识

        有关定窑款识的问题，据《中国陶瓷史》记载“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十五种，大都与宫廷有关。十五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近八十件，这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盘，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罐。”还有“尚食局”等铭，这都属于朝廷“六尚局”的宫廷用瓷，另外有带“新官”款的。因而《中国陶瓷史》所说“定窑瓷器带款的十五种都与宫廷有关”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定窑瓷它的底部刻有“易定”二字的。据报载：有两件底刻“易定”的碗，一件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另一件则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并经收藏单位的两位专家进行过考释，上海的已故副馆长和笔者有同乡之俗，他是一位享誉全国知名度很高的古陶瓷专家，他认为“易”字应是“阳”字的省文，涵义是“曲阳定窑”。在我国古代经典古籍中，如诗、书、易、礼记、春秋，以及先秦诸子之中，音义相通，省文假借比比皆是。所以利用省文来解释。而故宫的一位专家则从字面上加以诠释。认为“易”即交易之“易”，贸易之“易”的意思，即可生意交易的定窑。两位专家对“易定”的见解，都很高明，都具独到见解和卓识。而笔者见到“易定”款识以后引发了对一段历史的钩沉，当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恐藩镇的军权过大挑战和威胁他的皇权的存在，对藩镇曾采取过断然措施。《宋史》中有以下一段记载：“乙酉执易定节度使同平章事孙行友削官勒归私第。”节度使在唐宋时期是属封疆大吏，其辖区“大者连州数十，小者犹兼三四”，而“同平章事”从唐肃宗以后到宋神宗这一时间是位极人臣的宰相的称谓，而易定是北方军事政治的中心，即今河北省易县和定兴地区，地理位置又接近辽属燕云十六州，这个易定节度使衙门非同一般，所以它烧制一批有标志性款识“易定”的各类瓷器，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笔者的拙见不知是否对?另外有描金定器，款识也用金粉所写，南宋周密《志俗堂杂抄》载“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再入窑烧，永不脱落”。据《中国古陶瓷鉴赏》“描金纹饰的定窑器，传世少见，日本收藏有三件，国内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件金彩云龙纹定窑白瓷盘，河南省巩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金彩刻花白瓷碗(残)但金彩都已脱落。”(引自《中国古陶瓷鉴赏》第64页，陈文平著1990年7月版)。  

 

定窑的仿制

 

        有关定窑的仿制问题由来已久，在国外要追溯到高丽仁宗时代，根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作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窑制度，其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抵相类。”而在国内仿烧如果从时间上讲上下有千年，从空间上讲，纵横几千里。正如《古董辨疑》定窑在宋时已极名贵，故当时即多仿造者，如定窑系中的山西窑口，平定窑、介休窑、阳城窑、霍窑，它们都仿烧定窑白瓷的印花、划花、刻花等产品，南方窑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而所仿烧出的产品称之为“南定”或者“粉定”，釉面白中闪青，因为它的胎釉中除含有铝和钛外还含有铁，它是在还本气氛中烧成的。它和定窑烧成的气氛不一样，定窑是用氧化气氛烧成的，故而釉面白中闪黄。据文献记载“象窑亦极力模仿定器，宿州窑完全仿定，当时人即误认为真定故行销最广，泗州窑与宿州窑同出产品及行销均相埒。吉州窑之一部分亦有仿定者，佳者亦与真定无殊。”元代彭均宝仿定窑于霍州名曰彭窑，凡口皆滑，惟欠润泽，且质极脆，不堪真赏。而在《博物要览》中又谈到明人周丹泉所仿文王鼎炉，兽面戟耳彝炉，颇合定人之法。又有徐珂《清稗类抄选》中说“粉定种类不一，胎有厚簿，色以闪红者为贵，闪黄者次之，闪黄即牙色，有开片有不开片，明成化时所仿者亦佳。”那么到了清代仿定窑的产品就更多了。如碗、盘、瓶、炉、枕、洗等以印花为多见。从民国到改革开放后，仿品不一而足，我们先听听一位仿定专家蔺占献的一段说辞，他说：“仿定可能做到惟妙惟肖，但古瓷有敛光效果，而仿品的光则向外辐射。”这位专家所谈到的只是釉面光的反射问题，这种向外辐射的浮光不仅限于新仿定窑如此，也是一切新仿瓷器共同的特征。这是由于新瓷表面光滑，经光线照射后，作出快速的镜面反射，而旧瓷就不同了，因为古瓷年湮代久，如果是出土的话，它在土内经受各种有机化学物质的腐蚀氧化，表面必然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氧化痕迹，如犀尘点、橘皮纹，以及磨砂玻璃状，如果是传世品的话，在千百年来空气流动之中，也会受到氢氧化物的氧化，我们学过化学的人都懂得任何坚硬的物体在二氧化碳和水的作用下，都邑起氧化作用，古陶瓷当然也不例外。而这种古瓷受到光线照射后，折射率低，故而起到内敛作用。这是鉴定古瓷最基本的常识，我们如到古玩集市文化城，几乎随处可见到定窑的白定、紫定、黑定，都带有各种款字，尤以“官”“易定”“新官”为多见，这里笔者奉劝收藏单位、收藏家、古玩艺术品投资者、文物爱好者，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一见到“定窑”带款字的，以为这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宝物，马上掏钱包，那你非堕入制假贩假者的彀中不可，市场上的定窑盘、碗、瓶、合、凤头瓶、净瓶、各式瓷枕应有尽有，印花、划花、刻花一应俱全，但不能存在侥幸检漏的心态，上当受骗，即使偶尔撞到镶铜的定窑器，你也得看铜口的碳化程度，有无泪痕，不要一见到镶铜的白釉碗盘，就认为这是金装定器。上世纪20年代故宫博物院错定了多件“吉州窑”“湘湖窑”为定窑，直到1935年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博览会”时才被更正过来。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请专家学者多多赐教。

 

 

定窑与定窑系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穴人笔记屡有称述。定窑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刑窑影响，当时刑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刑衰，至宋时人们吸知有定而不知有刑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俗素的印花定窑吕器确是陶瓷艺述中的珍品。
   可列入定窑系的诸窑除曲阳涧磁村的窑外，多在今山西境内，如平定窑、阳城定窑、介休窑。此外还有四川的彭县窑也烧定窑风格的白瓷器。

 

定窑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联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宋以来留下了不少有关它的记载。本世纪20年代未叶麟趾先生第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漳磁村。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与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窑器，定县两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窑白瓷，寻于进一步研究定窑的分期断代有极大帮助，江南地区南宋墓与北方地区金墓都出土有定窑白瓷，从而也使定窑废于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说，得以修正。

 

  （ 一）  定窑的烧瓷历史
   曲阳漳磁村窑址发掘中取得的早期标本，有平底浅身碗，外施黄釉里施白釉。胎厚重，制造较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比这种平底碗时代稍晚的是白釉碗，这类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这种碗具有标准唐代后期形式。五代时期唇口白碗在遗址里稍多，《曲阳县志》里著录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石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①从碑文可知五代后期这里商品瓷产量已经很大，才派瓷窑税务使冯翱在此收瓷器税。漳磁村窑址面积相当大，地面散布标本极多，绝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光素无纹几种。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墓、辽宁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国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书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这些带纪年铭文的定窑瓷器有力地说明金代定窑仍继续烧白瓷；南京南宋庆元五年（1194年）张同之墓②也出土有定窑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人统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商品瓷器也有运到江南地区销售的。窑址标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叠烧法，具有北方地区金代瓷窑装烧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书段、李、刘、元、液、蛰等字及纹饰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时期特征。遗址里看不到晚于元代的标本，应该说涧磁村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唐而终于元。《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宣德、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均由钧、磁和曲阳县等窑承办。但在涧磁和燕山村窑址里没有看到这些器物标本。可能明代曲阳另有专门烧造酒缸、酒瓶和酒坛等器物的瓷窑。

 

  （二） 定窑瓷器的装饰与釉色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经纬度与缠枝菊经纬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布局很不谐调，这可看作是一种新装饰工艺还处在初期阶段的表现。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村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经纬度；装饰经纬度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莲花荷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定窑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经纬度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经纬度饰的立体感，也使主题更加突出。

 

   定窑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的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定窑装饰也受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因此，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

 

   定窑印花题材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等也有一定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花卉纹又以牡丹、莲花多见，菊花次之。布局亦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在敞品小底碗内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为一朵团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于北方青瓷只一种团菊。禽鸟纹有孔雀、凤凰、鹭鸶、鸳鸯、雁、鸭，多与花卉组合，如孔雀多与牡丹组合，在大盘的里部为四只飞翔的孔雀，孔雀之间间以一枝牡丹，盘心配以鸳鸯牡丹。整个纹饰俨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图案，鹭鸶、鸳鸯则多与莲花组合。印花龙纹标本在窑址散布较多，印龙纹的都是盘，盘里满印云纹，盘心为一姿矫健生动的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遗址曾出土过这种印花云龙纹盘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于四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上海博物馆，流散到国外的有一件底部刻划“尚食局”三字铭文，可知这类器物是北宋宫廷里的专用品。北宋晚期丝织品盛行婴戏纹，定窑印花器中也有婴戏纹。窑址出土标本和传世品中有婴戏牡丹、婴戏莲花、婴戏三果和婴戏莲塘赶鸭纹等。其中婴戏三果纹比较少见，三婴三果间隔排列，缠枝布局。三果为桃、石榴与枇杷，三婴姿态不同，双手均拽树枝，一骑于枝上，一坐于枝上，一立于枝上，赤身露体，肌肉丰满可爱。此种纹饰布局其他瓷窑未见。 
                                                   
   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黑定与紫定胎质与白瓷一亲，同样都是白求恩胎，黑定釉色光可鉴人，确有洒脱的质感受。但所谓紫定的釉色实际与今天芝麻酱色很接近，酱釉、黑釉着色齐都为氧化铁，宋代名地瓷窑都生产酱釉器，有人认为是黑釉 烧过火了，就烧成酱色釉。这虽有工艺上的根据，但酱色釉的普遍出现应当还有其他本因，似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是有意仿酱色漆器烧制的从定窑、耀州窑、吉州窑、修武等窑烧成的酱色釉看，它们都很匀净，应当说昌有意识烧成的。

 

   定窑绿釉器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涧磁村窑址时曾发现两片标本，胎色洁白，其中一睡刻云龙纹，与白釉刻花云龙纹基本相同，可以确定是定窑产品。调查时曾就此访问过当地居民，据说过去涧磁村出土过绿釉瓶，由此得知定窑绿釉有瓶盘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装饰，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

 

  （三） 定窑覆烧工艺
   覆烧是宋代瓷器的装烧方法之一，是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因此称为覆烧，是河北曲阳定窑首先创造成的。这种烧法对北方及江南地区青白瓷窑有很大影响。在使用覆烧法以前，定窑使用匣钵，即一件匣钵装烧一件器物；改用覆烧方法后，用垫圈组合的匣钵取代普通匣钵，每一垫圈的高度只占普通匣钵高度的五分之一，因此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这就是覆烧方法为什么得到普遍推广的主要本因。

 

   定窑覆烧方法一般认为始于北宋，河北定县两座塔基出土一百多件北宋早期定窑白瓷，盘碗却是普通匣钵装烧，覆烧还未出现；文献提到北宋宫廷不用定瓷，是因为有芒。芒是指用覆烧方法而出现部无釉的缺点，定窑创用覆烧法的时间似在北宋的中期。

 

   （四） 定窑的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这种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稻田 ，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缺罐。这些器物大多出于五代示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峰、建平、法库、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③而多数又出于5号塔基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盘、碗、罐7件；流散到国外的有皮囊壶、碗和盘等数件。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于上述地区同时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国外。

 

   关于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产地，一般认为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也有认为是辽官窑的产品。但定县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后，使人确信“官”字题款绝大多数白瓷是定窑产品。是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白瓷有盘底刻“会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吴越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定烧瓷器底刻会稽郡字样。传世定窑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也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出土及传世定窑题款中还有刻“尚食局”、“尚药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药局”的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刻“尚食局”器均为大形盘类器物，所刻字体有粗细两种。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印花雄壮龙纹盘及碎片标本之中都以现过这种“尚食局”的铭文。宋宣微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流散到国外的还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文的白釉碗，刻这种铭文的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铭文过去未见，这种铭文应当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皿。

 

   上述八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前刻在坯足上。定窑瓷器传世品中有些铭文是宫廷玉工刻的。这类铭文都与宫殿建筑有关，如“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河南禹县钧瓷厂1957年调查禹县钧台窑址时，也采集了一件钧窑出戟尊残品，底部刻“奉华”字铭。这八件除钧台出土的在烧前先刻者之外，其余七件字体大体相同，都出于宫廷玉工之手，是到宫廷之后刻的。：德寿“、”慈福“ 为德寿宫、慈福宫简称。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凤华”、“聚秀”，也似是宋代宫殿名称。

 

  “凤华”等均未见宋人著称。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光素无纹，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宋瓷没见过这类的铭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打捞出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一件为“定州公用”字铭盘，定州是地名，定州辖地有几个县，此器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铭是楷书体，在宋瓷中也比较少见。除刻或印字铭外，定窑小杯有用红彩在杯里写“长寿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红绿黄彩绘纹饰，而定窑宋瓷尚未见到这种标本，使用红彩写“长寿酒”的在定窑白瓷中也不多见。

 

  （五） 定州红瓷金花定碗、金装定器、仁和馆四系瓶
   宋人邵伯温《闻见录》中“定州红瓷”条云：“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两人所记定州红瓷，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是铁的呈色，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

 

   定窑有金彩描花器，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现在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惜金彩大多伤脱，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此盘当为宫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俗堂杂钞》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大蒜汁虽比田较粘，但起不到粘结效果。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数都已脱落，可见“永不复脱”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上也有金彩装饰，传世品中有三件，一件碗里绘建筑花卉，碗里口题有四句七言诗；一件为“寿山福海”四字，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空间金黄色彩画兔毫纹，碗心为朵梅纹；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内书一“山”字，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

 

   五代越窑青瓷、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诸书中，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这 类镶金、银、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扬州、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吴越备史》所记之“金装定器”之金，句括金银，有广义的金属含义。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也应属“金装定器”，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文的瓷器，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金装定器”早三年，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

 

   明代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本文误为锭）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馆”铭文四系瓶一件，该瓶小口外撇，短颈，瓶形略如橄榄,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有四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印四条直纹，由颈肩部向下斜书“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馆字稍倾斜，书法苍劲有力。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妮古录》中所说的白定瓶。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无论从瓶的造形、系的式样，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书“太平馆”三字，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彭城近年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书“馆”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正《妮古录》之误。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中有“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的记载④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建造时间当比较早。《乾道临安志》书后附有校勘记，有“仁和馆汤鹏举重建，本校一本无重字”⑤，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乾道临安志》及《淳祜临安志》互校，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

 

 

定窑系

   一  山西平定窑
   平定窑最早见于明人李贤《大明一统治》⑥，陆应旸《广舆记》及清代文献多因之，旧有西窑之称。但据明清两代文献所记，仅知产瓷，具体烧窑情况都语焉不详。1977年发现了平定窑的窑址。

 

   窑址共发现两处，初步判明始烧于唐，经五代、宋而终于金，有五百多年历史。平定窑地距河北邢窑、定窑较近，造型、胎釉有很多共同之点，烧瓷也以白釉为主，兼烧黑釉瓷器；碗足具有晚唐玉壁底的特征。晚唐五代的唇口碗与花口缸等器物也常见。宋代白瓷的风格。定窑产量最大的折腰盘，这里也有发现，甚至定窑产量不多的黑印花器，平定窑也烧制，可知两窑属于同一窑系。

 

   二  山西盂县窑
   盂县窑最早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记录比较具体，也只说：“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磁窑坡发现了窑址。盂县窑烧白瓷为主，有印花、刻花装饰。印花有莲花、牡丹纹等，莲花纹有不同布局。刻花装饰有两种，一种为粗线条，一种为刻花结合篦划纹，有莲花、鸟纹等；也有镂空装饰器足。装烧瓷器窑具采用定窑覆烧的组合垫圈。盂县窑烧瓷始于宋代。山西地区金代瓷窑普遍采用碗心一圈乔釉叠烧法，盂县窑也大量烧制这种碗，盂县窑下限止于金，应有近300年历史。盂县窑亦因地距定窑较近，造型、纹饰、烧成工艺受定窑影响，属定窑系瓷窑。盂县与平定同属太本路，而且距离甚近，但两窑烧瓷品种相同的却很少，还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 山西阳城窑
   阳城窑过去以烧阳城罐知名。关于它的历史，文献很少提到。近两年来，山西省陶瓷史编写组进行普查，在阳城县东关外的窑畔间发同了一处窑址。阳城窑宋代以烧白瓷为主，标本中也有白釉黑彩小俑。白瓷主要是盘碗等器，有折腰盘，显系仿定产品。定窑大量生产的盖缸一类器皿，这里也有发现。标本中有两种盖，一种为刻花菊瓣纹，一种光素无纹饰，盖平沿，盖顶有瓜蒂小纽，与定窑特征相同。阳城窑瓷器胎较灰，为了增加白度，都敷一层白化妆土，做法与河南及河北磁州窑同类器皿大体相同。定窑器胎土较白，不需要敷白化妆土，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烧法上阳城窑白瓷有的用单件装匣钵，有的用五支钉叠烧，碗里碗足大都留有支钉痕。支钉较山西地区其他瓷窑大，是阳城窑的一个特征。

 

   四   介休窑
   介休窑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发现。介休窑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数代，烧瓷达千年之久，在北方瓷窑中是比较少见的。介休窑宋代烧瓷品种比较丰富，除以白釉为主外，还有黑釉和白釉釉下褐彩。装饰有印花、釉下彩绘、釉下彩绘划花和镂雕等我种技法。白釉以盘碗数量最多，早期器物有多种造型，胎较厚，器足部处理具有浓厚的地区特色，晚期印花白瓷受定窑影响，纹饰布局完美，线条清晰。窑址采集品中有残印模一件，为婴戏牡丹纹，构图布局与定窑讲求均衡对称不同。印花白瓷较多的小件盏洗，盏里多印缠枝花卉，盏心及圈足各有三个支痕，这是介休窑的独特支烧方法。介休窑印花时饰还大量运用于褐釉盘、碗、洗等器物。碗里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婴戏荡船纹。这种纹饰布局仅见之于介休窑，题材新颖，极富生活气息。这类黑褐釉印花器的器里都有一圈无血肉，具有金代制作特征。

 

   五  四川彭县窑
   彭县窑不见记载，窑址是1976年发现的。窑址在县西北三十八公里的磁峰公社，1977年进行了试掘，对彭县窑的烧瓷年代，制瓷工艺特点有了初步熟悉。四川地区唐代有大邑窑，以白瓷精美而博得杜甫的先赞赏。但大邑窑迄今未发现。彭县窑专烧白瓷，是四川省发现的唯一烧白瓷的窑址，对了解古代四川地区的前期白瓷可作参考。

 

   窑址出土的标本有精粗之分，精者有的釉洁白，粗者呈灰白色；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刻花以双鱼纹最多，还有折枝莲、花时、缠枝牡丹、莲瓣、萱草纹等。刻、划并用，与定窑具有共同风格。印花纹饰以花鸟为主，如飞鸟衔草、凤穿牡丹、莲池鱼鹅、鹅戏莲、孔雀、鹰及各种折枝花卉，纹饰都在器物的里部，布局取材都与定窑风格相近。

 

   彭县所见标本完整器物较烽，1953年彭县金口乡出土一件白碗，碗口外部划刻有“彭州金城乡窑户牟士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盏供献售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三十三字，明记此碗的烧造地点及窑业主姓名。彭县唐到元称彭州，金城乡即今磁峰旧名。这是一件唯一有确凿铭文可考的彭县窑白瓷。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彭县窑印花碗数件，碗里印花卉纹饰。彭县印花白瓷都用砂柱支烧，碗里中心留有一圈砂粒，这是它的美中不足之处。

 

 

北宋定窑白瓷，具有以下的特征：

1、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本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此为鉴定之关键。
                                　
另外，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

 

 

定窑瓷器欣赏

 

北宋 定窑折沿盘

 

 

定窑白釉刻花葵瓣碗

金（公元1115-1234年）高6.9厘米 口径18.4厘米 底径10厘米

 

北宋 定窑白釉莲瓣纹碗

 

唐　定窑白釉唇口玉环底盏     金　定窑系印犀牛望月紋盞     唐-五代定窑白釉净瓶     北宋　定窑白釉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      定窑白釉印花碗

宋定窑小胆瓶一对   金代 定窑白釉花式口瓶    金代 定窑白釉铜子擎荷赭彩雕划牡丹纹枕    金代   定窑白釉剔粉花纹枕      定窑印花螭龙纹盘，宋   宋 定窑紫金釉葵瓣口盘     定窑白釉盏托，宋